欧   初

文化研究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的热门话题，随着新世纪即将来临，中华文化在 21世纪的走向，备受海内外学人的关注。今天。我们在香港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召开“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质，挖掘其精华与现代价值，对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进而对人类文明进步提出前瞻性判断和建设性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来，勤劳勇敢、善于思考、勇于创造的中华民族，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它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汉以降，中华文化远播日本、朝鲜、越南、中亚等邻邦，无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主导着东亚文明的进程。中国以造纸、刻版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科学技术传人阿拉伯和欧洲地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和科学进步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曾经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与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对话，以孔子儒学、老子道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弗的古典思辨哲学，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自然神论，魁奈、杜尔哥的重农学派以丰富的养料和深刻的启示，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近代文化的诞生。中国工艺美术作品和园林建筑风格精致柔和，纤巧优雅，令西方社会折服；在器物文化、建筑艺术、戏剧绘画等领域激发起竞尚“中国风格”的热潮。并开辟了一个与巴洛克风格迥然不同的“洛可可”(Rococo)艺术新时代。

    总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实厚重，是人类文化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仍有坚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焕发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可以预期，进人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中华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必将重振雄风，再创辉煌。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应有贡献。下面，我仅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谈点看法，阐述其对环境保护、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作用。

    带着20世纪的辉煌，人类即将跨人21世纪。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当人们在赞叹和享受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肘，却分明感受到工业革命以来，以欧美国家为代表、以追求物质财暂为中心的传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种种自然灾害和社会弊病的危害。“高投入—高效率—高消耗—高污染”几乎成为规律，结果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灾害频繁，资源枯竭。这种发展模式，还导致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和人文价值精神的退化，并与部分地区的贫困、疾病、暴力、战争、核威胁、恐怖活动等相交织。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人们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中反思。认为，只要转变观念，调整发展模式，通过人类的合理性行为、知识和科技进步，自觉调控“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人”的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下保持资源持续使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1972年和1992年，联合国分别在和召开“人类环境大会”和“环境与发展大会”，就是致力于在全球确立新的文明观和新的发展观，协调入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始创于50年代的生态伦理学，则代表着新的道德观，强调以平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和以协调为宗旨的道德目的。

    个人认为，当今世界出现的这些新理论与新观念，与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论和“仁民爱物”观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论，乃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易。乾卦。文言)谓“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视“天人合一”为理想境界。孟子认为“人”、“天”相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一。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强调天人以类相合，“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解释略有不同，但从现代意义上去理解，无非都是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成一个整体的关系，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合一，或“自然”和“人为”的合一。在中国人看来，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人也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识的人，可以“知天命”——认识和掌握自然客观规律。虽然中国人也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体现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情况下，人们对自身的主体精神的呼唤和肯定。而在此同时，中国人则又强调，在人们“知天命”之后，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与万物齐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称他50岁“知天命”之后的岁月，能“耳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一刍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间的一切，无不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墨子主张，人们在自己的首领的率领下，逐级“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法则统一起来。可见，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论儒家、道家、墨家，都以追求“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的“天人合一”论，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而和谐的关系。

    人与天地万物是同一的，平等的。正是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中国古人主张“仁民爱物”。在人与人关系上，与西方的“自我中心论”不同，中国古代墨子讲“兼爱”，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强调人类应有爱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而不伤害他人。这其中体现的是人际间的平等，不以牺牲他人而求得自己发展的朴素的道德原则。中国古人不仅主张“仁民”，而且还要“爱物”；不仅“泛爱众”，而且还要“泛爱物”。

    关于“仁民爱物”的思想，宋明时期的思想家说得更明白。张载认为，“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船山对张载的思想解释说，   “人皆天地之生”，不能不以天地为父母，故要“体天地面仁民爱物”，具体是说，对于“民”，因是“吾同胞”，故“必友爱”；对于“物”，因“与之交”，故“必信睦”。因而，王船山明确地提出，“于民必仁，于物必爱”④。

    中国的“天人合一”论与“仁民爱物”论，虽然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是一种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与朴素的自然伦理，但是可以肯定，经过改造、充实、提高，益以新义，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诠释”，将是可以成为21世纪新文明观、新道德观的理论来源的。

    如果说，15、16世纪的欧洲，为解决人与神、君权与人权的问题在西方产生了第一次文艺复兴。那么，在未来的21世纪，为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问题，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以交流与融合为特征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开创一个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高层次的文明时代。历史将会证明：中华文化的许多观念(如前述的“天人合一”观)，必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进而发展成为21世纪人类的普遍理念。中华文化将越来越发挥其应有的重要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