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娟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儒家学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而又影响最大的学派,孔子作为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经济思想在我国近代讨论颇多。本文在总结前人关于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论语》等儒家代表作品的研究分析,对孔子的经济思想中的重要观点进行了阐述,旨在比较完整的掌握孔子的经济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与探索
孔子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当研究儒家经济思想时,首先应该了解孔子的经济思想并且应该认识其中的经济思想,这样对于研究儒家在孔子之后的历代名人的经济思想是有迹可循的。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总结前人对此的观点意见,从而从多方面深刻认识孔子的经济思想。因此本文主要就是收集并整理了部分解放前的学者对于孔子经济思想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辩证分析了这些前人研究所处的背景以及对于我们的启发,为今后研究儒家经济思想做出了准备。
近代关于儒家经济思想的研究文章颇多,这是因为西方的经济思想开始伴随着西方殖民者进入中国后,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经受着西方的经济理论冲击,而西方理论经济学相对完整的体系和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经济理论相比其适时的优越性突出。中国社会各界学者开始比较国内外的经济思想并努力挖掘传播本土的经济思想,力图找出能够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经济的方法。而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内,是在儒家学派所造成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影响中发展进步的,所以很多的学者便从儒家的经典思想中发掘经济思想,而研究孔子的经济思想更是成为了基础。
据已有资料考证,近代第一篇单独以孔子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是张忆在
1933
年
5
月的《中国经济》上的名为《孔子的经济思想》的文章。全文褒之言多,贬之言少。尤其是对孔子生平,通篇皆赞许之词,称“孔子的正义外交,得到了十分的胜利。”“他(孔子)断狱颇公平,甚得民望。”但也说孔子“自矜自负”,因为孔子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张忆对孔子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学者对于孔子的看法。他们就是要借助社会各阶层都熟悉的孔子思想中经济学观点阐述作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解决之道。
一、财富观点
孔子所有思想均以道德为基础,这同时也是其经济思想的基础,在他的财富观点中更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纵观世界古代历史,诸多哲人也以道德伦理观点深入经济思想。张忆就总结到:“柏拉图分财为三等。第一为知识、自制,及其他德的精神财;第二为健康的肉体财;第三为物质财是也。精神财的德,不独比其他德物质财为贵,即比自己的身体还要为高贵;
…
他的意见,财货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
”同样的,孔子的经济思想中也出发于道德的礼与仁。在《论语》的里仁篇中就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述而篇中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渊篇中也有“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宪问篇中还有“见利思义”的论述。此类论据不胜枚举。这些论据被许多学者引用来阐述孔子的财富思想。在古代这种财富观是要强调伦理规范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制约,它对统治阶级有利并对维持封建制度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片面认识孔子的财富观点,事实上孔子并不是认为利不应得,只是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得到。《论语》述而篇提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即致富如果真可以求得的话,即使做个手持皮鞭的小官,我也去做。可见孔子对于做官得利还是向往的,但是孔子又于子路篇中论述到“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更是印证孔子认为君子不能只顾小利而误了大事。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而且孔子认为这样以道德为基础的求利致富并不是枷锁,孔子曾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就是说因为自己有仁义礼制的约束就丧失了什么,这样的情况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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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如此多的财富观点,而在《论语》中却又有“子罕言利”
的字句。这句简单的话语曾经给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发展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胡寄窗总结其理由在于“儒家学派在中国,虽然还不像许多儒者所说那样真是一种宗教,但是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前,它在中国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决不下于西方的基督教,其讳言财利的基本态度对社会经济活动和思想的消极作用不难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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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观点
孔子的消费观点中以主张节俭为首,而且要求各社会阶层的成员应该安于一种与他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相适应的生活水平。这显然是针对贫苦大众而言,要求他们应该安于自己应有的生活条件。这点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所以有学者认为孔子代表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全盘否定孔子儒家思想,并言“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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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分析孔子的消费观点可以发现是以崇俭为基础但俭不违礼的。孔子曾表扬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也曾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而在先进篇中又提到“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对于前人住宅的俭朴,孔子也是大加赞扬,例如“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意思是说孔子说到卫国的公子荆说:“他修治住宅,刚有一点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有一些就说:‘差不多齐全啦’。多了就说:‘几乎是富丽堂皇的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节俭的主张和观点并不意味着孔子个人对生活质量的否认态度,近代有学者认为这是针对当时的奢侈政治,巨额的公共经费而言。阮子宽在《先秦儒家之财政思想》中总结到“孔子薄敛轻税的理论为薄赋敛,则民富”,“而孔子在反对聚敛的理论时说道‘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孔子自己的养生之道也是“居必迁坐,食不厌精。”对弟子颜渊死后,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棺一事。孔子也说到“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可见孔子并不是不注重生活质量而一味追求节俭的,而是主张施舍要厚,聚敛要薄,不能违礼而贪得无厌。这些观点却被统治阶级所忽略,仅仅剩下对其有利的观点来指导当时的主流思想,加深对人民的剥削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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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子的经济政策
张忆在《孔子的经济思想》一文中把孔子的经济政策总结为三项:一、人口政策,二、农业政策,三、社会政策。第一项中,孔子主张繁殖人口,主要靠防止本国人口移出,诱导远方移民进出。“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第二项中,孔子主张“勿远农时”,即依从自然农业,但具体的方法,孔子并不关心,作者言“在上的人只热心于德,四方之民没有不来,用不着特别研究耕作。”第三项,作者认为孔子赞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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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均,国用节省。”作者引用孔子的话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以与而邻五乡党乎!”证明其财富均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证明其节省国用。
事实上,孔子对于统治阶级的治国之道建议颇多,在经济方面首先孔子认为土地是民之本,粮食是从政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论语》中颜渊篇就提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
可见在孔子看来粮食是重于军备的。《论语》中子路篇有论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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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知道在当时一国的强大首先应该让人口数量增加,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以肉搏为主,人口是士兵人数的基础,其次人口更是劳动和粮食产量的保证,所以孔子提出先人多,再让人们富裕,在富裕之后要让他们学习知识。这样的思想首先是以物质生活为保障的,再加以精神境界的提高。这样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而言是非常可贵的。
其次,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派赞同什一税率。什一税在我国古代及国外古代均有记载,而儒家尤认为其是最适当的税率。《论语》中有“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彻”就是所谓的什一税率。这一点在《先秦儒家之财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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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论述,作者认为这种税法今日意义不大,因为商品种类增加,单一税率必不适用。而事实上,这种税率虽不适用,但是却是儒家反对重税,倡导薄敛轻税的重要思想。唐庆增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认为儒家的薄敛轻税只适用于政务简单,专制政体的国家,因为现代国家政务繁多,轻税则无法应付。阮子宽则认为儒家的“薄”、“轻”不是无限制的,而是“足用”,“不苟”为限,且是相对的,可随国家需要增涨。其实,在古代封建社会,薄敛轻税是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而在当今社会,税率的制定和更改并不是某人的某句话所决定的,由于税率的高低同时关系着人民和国家的双重利益,其制定的过程复杂,考虑因素众多,所以更改起来也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
孔子更是认为为政者要“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从中也可见孔子对于度量衡的标准的检验及明确的重视。
四、孔子的分业思想
在张忆的《孔子经济思想》一文中还有提到孔子的分业思想,张忆认为孔子在亚当斯密之前二千三四百年就发现了分业思想,斯密认为分业的利益在:一、专从事特殊的业务能容易熟练掌握;二、不要时常转换职业,能得到时间上的经济;三、专心于一事,能促进发明和改良。张忆同时把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归为孔子思想,因为子夏“言必称师”。“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张忆认为这也是分业的利益。其实同时“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可以看来孔子认为学习农业的便是普通人而不是圣人,《论语》中又有言“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到达君子境界后便心怀道德,而“小人”才念土地。由上面的这些言语可知,孔子还是认为脑力劳动者才为圣人。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孔子认为劳动是必要的。《论语》中就有说到“爱之,能勿劳乎?”
孔子的分业思想却又同时造成了旧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对体力劳动的轻视。胡寄窗认为“在中国,孔子却是公开替统治阶级及其附属阶层不直接参加财富生产而辩解的第一个人,比古希腊的这种剥削观点还要早近一个世纪。他还进一步为富者们指出了一条过剥削生活的出路。‘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见,孔子还是崇尚以读书,专心学问来享受高于农耕的俸禄。但是孔子同时认为为官者“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上了轨道,在位才应该得俸禄,国家混乱无道,也得俸禄就是耻辱了。可见在孔子看来为官不止是得俸禄而矣,更是应该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样就可以“学也,禄在其中也。”
孔子的这种倡导各职业应各司其位的思想更是表现在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语中。笔者认为并不能够断章取义的认为完全是阶在倡导阶级制度,《论语》中颜渊篇原文是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是针对景公当时所处环境而言,景公内多宠妾,又不立太子,使得下面庶子争位而互相加害,这不就是所谓的父不父,子不子?而陈氏乘机就掌握了齐国的实权,笼络人心,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这样的事情在前后几代继续,强大的齐国被弄得衰落不堪。所以可以认为孔子提出这样的论据并不是完全想到了阶级制度的思想,而是首先要求各归其位,各善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之后再去考虑其他的事情,《论语》就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论证。但近代有学者认为儒家所主张的是阶级思想且害处颇多,大大劣于基督教之民主思想。中提到:“欧美主耶教重平等,中国主孔孟,重纲常,数言谓足证东西教义之优劣。盖耶教所主,乃平等自由博爱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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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一演而为君民共主,再进为民主。平等自由之真理,竟著之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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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逐别,几无一事不含有阶级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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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断未免有崇洋媚外的嫌疑,但是分析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如此渴望民主自由平等的愿望也就可以理解了。《论语》中也收录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语句,可见儒家的民本思想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在后来孟子时期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五、孔子的大同与小康思想
近代学者针对孔子的大同与小康思想的评论颇多。这与当时所处历史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文人墨客深知孔子儒家思想早已深入中国民众之心,尤其是其中的大同小康社会更是被民众所向往。近代学者赵琛在《演孔子大同学说实义》一文中将其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民权、民族思想相联系,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文中提到“故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此即民权真义。老壮幼小,鳏孤残废,各如其分有养,货不藏己,力不为己,均财均力,以公诸世,以谋人类幸福,此即民生真义。外户不闭,无天下为家城郭为固防现象,化除国界竞争,成大一统,此即为民族真义。”学者李证刚更是在《孔子大同小康说之现实价值》一文中以大量的笔墨来剖析历来大同小康学说违背现实及理解错误之处,并详细叙述此说之现实价值。历代学者认为孔子的大同小康是“孔子于无可奈何现实中,自慰之一种希望耳。”但李证刚认为“其实,苟一于现实虚怀审辩,如孔子之凡所推求一标准于天下;则大同小康之原理,今日固犹得如中庸所说之本诸身
…
此义既言而有徵,则中庸所即已往言之考诸三王而不缪,即未来世言之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又复何疑哉?”可见近代学者引用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多以表达自己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虽不明言,却足以见孔子大同小康思想影响之深刻广泛。以此唤醒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为此奋斗的力量可谓事半功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对于我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定的群众精神基础。
孔子的经济思想虽不多且比较简单,许多的观点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加以详细的论述。除了上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观点外还应该了解的有孔子对于商业的看法,这表现在孔子并不反对从商,孔子曾言“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见对于弟子从商而经营有道孔子也是表示肯定的。早期儒家不反对商业经营这种态度在古代世界范围内都是少见的。其次,在分配方面孔子还认同于平均主义,除了“原思为之宰,与之可以”证明这点外,孔子也曾说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可见孔子对于财富均分这点是非常拥护的。
近代对于孔子以及儒家的经济思想研究并不算少,但是资料收集却不算易事。所以本文在整理部分近代资料的基础上还引用了《论语》中的许多直接论据来力图详细说明孔子的经济思想,虽竭力而为但不可避免存在遗漏。关于孔子、儒家乃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仅以绵薄之力为此工程添砖加瓦。孔子的经济思想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相比显得十分简单而且体系性不强,但是在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家的许多经济思想观点却比较西方同样的思想观点早出许多年。而且这些经济思想所具有的民族历史文化魅力是西方经济思想所不可比拟的,所以认识了解这些经济思想必将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其中的精华也将以适合中国本土的方式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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